浅谈公安队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何出成效/李钢
时间:2024-07-08 13:42:03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030
浅谈公安队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何出成效
李钢
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来都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在党的建设中占有主导地位，为党的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保障。作为具有武装性质的公安机关，在和平的发展年代，对于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下，民警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道德水准和行为方式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思想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再加上国际、国内局势对公安机关提出的新期待、新要求，进一步凸显了加强公安机关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衡量公安队伍各项工作做得好坏的标准很多，但最终是要看它对提高队伍战斗力是否真正起到推动作用，收到积极成效。公安队伍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队伍的战斗力强弱。因此，必须强化公安队伍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和首要地位，努力提高广大民警的思想政治觉悟，充分发扬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敢于牺牲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公安队伍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才能适应时代的呼唤，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秩序稳定、健康发展保好驾、护好航。一直以来，我们公安部党委都非常重视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把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放在首位，全力抓好抓实；尤其近几年与时俱进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几次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得到了群众的认可与好评。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在认识和执行上还尚需大力改进与提高，需要在抓成效上下大力气进行调研和创新。
存在问题：
一、思想认识不到位
没有真正深刻理解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在全部公安工作中，队伍建设是根本，也是保证”重要指示精神的深刻内涵，未能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摆上重要工作日程，对民警的思想情况了解不深、不细，对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解决的方法、力度不够。错误的政绩观导致了对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求的阳奉阴违，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存在完全取消或变相压缩学习安排的情况，出现了摆拍学习场景敷衍上级检查的现象。 存在重业务工作，轻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由于对思想政治工作在认识上存在偏差，队伍中重业务工作，轻思想工作的思想倾向还普遍存在，有时往往把业务工作当成硬指标，把队伍建设当成软任务，是虚的、抽象化的东西，学起来没有什么意思，起不到什么作用，未能很好的理解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指导和保证各项业务工作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 少数领导干部盲目追求高指标，搞假、大、空，用物质利益取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扩大物质刺激的效果，造成一些民警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一切向“钱”看，过分追求物质利益，物质欲望越来越高，缺乏奉献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缺乏理想信念和追求，目光短浅，胸无大志，进取意识不强，思想乏味，后劲不足，这正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软弱无力的具体体现，是部分领导干部不注重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的后果。
二、运动式教育活动过多
基层单位在按照部党委和上级的部署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时存在先冷后热、有始无终的现象，在接到思想政治学习任务之初，各单位一般会按照要求制定学习方案和学习计划表，有的还会召开动员会，也会举办几次集体学习活动，虽然参加的人员不一定很多，但却是真实的学习。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急剧下降，先是在学习的次数、时间和内容上大打折扣，随后演变成不学，所有的学习过程和成效都交由内勤等文职人员一手操办，弄虚作假一堆台帐应付上级的检查。运动式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表露无遗，其结果往往体现在：其一，表面上完成了上级要求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习任务，让上级无法真实了解该单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情况，不利于下一步工作的科学、合理部署；其二，该单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依然原地踏步，没有丝毫提高，队伍存在的问题依旧，民警的思想政治素养依然不高。
三、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欠缺有效的考核机制
考核机制的有效性一直是我们各项工作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我们公安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亦不例外。上级单位对下级单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考核形式基本停留在对上报文字材料的审查，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级单位充分抓住这一考核特性，大行阳奉阴违、弄虚作假之能事。偶尔派出检查组到基层，也会被下面的盛情接待所迷惑，走马观花一场。又或者闭卷考试或随机抽考的内容提前泄露，貌似严格规范的考核成为一场走秀。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好坏没有提到该有的重要位置，没有跟领导干部的提拨、任用、评优等直接挂钩，暴露了考核的虚设性。
四、形式比较简单和机械化
各单位所采取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一般局限于宣读文件和书籍、观看视听资料、撰写观后感等，而这些学习形式比较容易导致民警的抵触情绪，其一，本来警力不足，业务工作繁忙，还老搞这些时间长、收效不大的会海战术，使民警感觉疲惫不堪、无心学习；其二，这些形式容易出工不出力，人到心却未到，你讲你的，我玩我的，完全的人数战术；其三，容易弄虚作假，会议室一坐，视频设备一开，照相机、摄像机一用，就算完成任务，根本无法真正了解它的实际效果；观后感抄袭之风盛行，书上抄一份，网上凑一份，任务完成，如何做到入耳、入脑、入心？
对策与建议：
一、端正认识
在全国"二十公"召开前期，胡锦涛同志就指出："在全部公安工作中，队伍建设是根本，也是保证。"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抓队伍建设、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信心。邓小平同志也曾经指出："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的生命线，只能加强，不能削弱。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使命是：保证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的全面实施，为打击敌人、惩治犯罪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保护人民、服务经济建设提供可靠的思想保证。我们的公安队伍是一支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队伍。对此，党和政府是充分肯定的，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是比较满意的。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相比，公安队伍还存在执法思想、执法能力、综合素质、管理方式、基层建设和警务保障不完全适应的问题。公安机关要切实担负起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就必须造就一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的、正规化的公安队伍。各级公安机关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从全局的战略高度，从队伍建设健康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公安队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进一步增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切实抓好公安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为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政治保障。要不断增强对民警思想教育的针对性，使广大民警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廉洁自律、拒腐防变的能力；要帮助民警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提高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二、加强针对性和实效性
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各级公安机关要从公安工作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树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优先发展的观念；从队伍的全面发展和需求出发，赋予思想政治工作新内容；从解决民警的思想问题出发，积极探索思想政治工作新方法。各级公安机关要加强领导，强化措施，进一步推动公安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一是各级公安机关要进一步加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坚持一手抓公安业务工作，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二是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长效机制建设。不断完善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和各项制度，使公安思想政治工作逐步走上正规化、规范化的轨道。三是要进一步加强基层公安机关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政委和教导员的政治思想工作主导作用，切实加强基层党团组织建设，加大对基层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投入，为全面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四是进一步加强政工部门和政工干部的自身建设，努力培养“素质高、能力强、表率好”的“领头雁”式政工干部。
三、建立严格的考核机制，避免形式化
制度靠落实，落实要靠考核来保障与促进。要避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形式化和走过场，就必须不断完善我们的考核机制，变墨守成规、敷衍了事、阳奉阴违为不敢松懈、积极主动、进取创新。首先，要健全考核的规章制度，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考核的重要地位，实行思想政治教育成效否决制，增强基层领导抓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紧迫性和积极性；细化考核的标准，增强可操作性。其次，要完善考核组织体系建设，严格考核纪律。要杜绝考核由某位考核人员一言堂、一人定乾坤的情形，建立环环相扣衔接、层层监督制约的考核组织体系，逐步建立专门权威的考核机构，提高考核机构的职级待遇，减少外来因素的干扰；制定严格的考核纪律，对于徇私舞弊的考核人员及被考核单位要给予严厉的处分，从而用严格规范的制度堵住他们的侥幸心态。第三，在考核的形式上要实现由看材料、听汇报向实地参加、现场抽查的转变，试卷现场作答，问题现场回答，学习心得现场撰写上交考核组。
四、细化和创新教育方式
由于广大公安民警文化水平的提高、欣赏能力的增强，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自然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枯燥无味的空洞说教已远远不能满足广大民警的需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形式一定要讲究生动活泼，讲究知识性、趣味性，特别要注重借鉴其他行业好的做法，结合公安工作内容，把我们公安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使我们的民警愉快地、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从而取得寓教于乐、寓教于赛的结果。新时期的公安队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除了采用传统的“填鸭灌输式”和“领导说教式” 方法以外，还要更多地采用新颖、独特、有生机、有活力的新形式、新方法和新手段进行，把理想、道德、纪律和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等教育寓于平时各种丰富多彩的有吸引力的活动中。针对不同年龄层次民警的不同特点，见缝插针，时间可长可短，采取不同的方法，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从“领导说教式”向“引导思考式”转变，从“被动接受式”向“参与互动式”转变，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使被教育者也成为教育活动的主人，使他们主动地去接受教育，自觉地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从而增强我们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五、落实从优待警
采取有效措施，落实从优待警，减轻民警的“后拉力”。在抓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要把改善民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作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要想民警所想，急民警所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集中财力和物力，解决实际问题，真心实意为民警办实事、办好事，努力创造“拴心留人”的好环境。为此，首先要改善工作、生活条件。领导干部要经常找民警谈心，了解他们存在的实际困难，如住房、家属工作、子女入学、入托等，最大限度地给予解决；主动走进民警生活，在努力改善伙食条件、住宿条件、值勤条件的同时，注意改善文化娱乐条件，以丰富健康的文体活动满足民警的需要。其次要重视解决民警求知成才的问题。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现在我们处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的更新速度很快，一旦疏忽了学习就会落伍，就会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所以，各级公安机关要尽全力为民警的学习创造条件，还要对民警的学习意愿和方向给予正确和必要的引导、监督。对于能够自觉、主动参加各种正规学位、学历深造的民警，在学习费用和时间上要给予照顾和解决，提升民警的知识层面，优化民警的知识结构，培养自己的高素质民警。
从本案谈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诉讼效力
秦昌东 陈 璇
一、基本案情
张某诉讼其丈夫王某离婚。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的儿子和丈夫都认为张某的精神有问题，并经司法精神病鉴定，张某确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张某儿子作为张某的法定代理人向法院申请撤回对王某的诉讼。
二、对该案的分歧意见及作者的观点。
本案的基本事实比较简单，但对张某儿子的撤诉申请该如何处理，存在几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作为张某的法定代理人的只能是张某的配偶王某，而不应当是张某的儿子，张某儿子无权作为张某的法定代理人对张某的诉讼权利作出处分。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应当由他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而能够作为监护人的各个人之间是有一定的顺序安排的，即配偶、父母、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近亲属。只有在前一顺序的监护人不存在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情况下，才由后面顺序的人担任监护人。相关法律规定中并没有排斥配偶作为第一顺序监护人的监护权利，故应当按照监护的顺序，由作为张某配偶的王某担任张某的法定代理人，而不是由张某的儿子担任张某的法定代理人。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排斥王某的监护人资格。虽然法律没有明确排斥王某的监护人资格，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指定监护人时，前一顺序的人无监护能力或者对监护人明显不利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被监护人有利的原则从后一顺序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择优确定。在离婚诉讼当中，张某与王某是案件的双方当事人，由王某担任张某的法定代理人来处理与王某之间的离婚诉讼明显对张某不利。同时，法定代理作为代理的一种，应当使用代理的相关原则。根据我国民法有关代理的相关理论，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名义与自己进行民事行为称之为自己代理。而自己代理属于滥用代理权，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应当予以禁止。因此，张某的儿子可以作为张某的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但不应当准许张某撤回诉讼，而应当是裁定驳回张某的起诉。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本案中，张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其实施的民事行为应当是无效的行为。其起诉与王某离婚的诉讼行为属于民事行为的一种，这种诉讼行为（包括从向法院递交诉状的行为起）也应当是无效的。对于这种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提起的诉讼，法院本应当裁定不予受理，但因客观原因，使得法院在不能确认当事人行为能力的情况下立案受理了张某的诉讼。对于这种属于不应当受理而立案受理的案件，应当是由法院裁定驳回当事人的起诉，而不是由当事人撤回诉讼。
第三种意见认为，对张某儿子作为张某的法定代理人参加诉讼不持异议，法院应当就张某的撤诉申请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进行审查。符合规定的，应当准许其撤回诉讼；不符合规定的，应当继续审理，而不是裁定驳回张某的起诉。虽然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民事诉讼法》第57条也规定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他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但所有的规定都建立在明确确定行为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前提下，对于行为人被确认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之前的行为是否也无效，则应当区别对待。本案中，张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精神病人的确认是在其起诉之后，则不能就此确认其起诉时就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应当推定其起诉时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诉讼过程中确认其没有行为能力的，则依照法律的规定，由她的监护人作为其法定代理人。事先没有监护人的，还可以由有监护资格的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法定代理人，而不是推定行为人因起诉时也没有行为能力而驳回其起诉。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首先，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代理人的问题。我国《民法通则》第13条第1款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第14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也就是说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监护人就是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其从事民事活动。《民法通则》第17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下列人员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三）成年子女；（四）其他近亲属；……”。从规定看，可以担任监护人的人员和组织之间有一定的先后顺序，第一顺序的监护人应当是被监护人的配偶。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配偶不能担任监护人的情形，我们也可以从一些相关的规定和原则中得出配偶不应当担任监护人的例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指定监护人时，……前一顺序有监护资格的人无监护能力或者对监护人明显不利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被监护人有利的原则从后一顺序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择优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规定：“……当事人还可以委托其他公民为诉讼代理人。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可能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人以及人民法院认为不宜作为诉讼代理人的人，不能作为诉讼代理人。”从这两项规定可以看出，无论是人民法院指定代理人还是公民自己委托代理人，都强调必须不能对被代理人产生不利，否则不能作为代理人。本案中，王某作为张某的诉讼的另一方当事人，其与张某之间有利益上的冲突，由其作为张某的法定代理人代为处理对自己的诉讼，明显对张某不利，不应当予以准许。同时，代理理论的一般原则是不能自己代理，否则就是滥用了代理权，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由此，在离婚诉讼中，应当排斥配偶对被监护人的法定代理权，由其他具有监护资格的监护人担任法定代理人。
其次，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行为效力问题。所谓的无民事行为能力，是指自然人不具有以自己的行为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正因为行为人不具有这样的一种能力，才需要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其从事民事活动，以保护其合法的利益，维护交易秩序。我国《民法通则》第13条第1款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这样的规定是从无行为能力人的行为要求上作出的要求，即必须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行为，而不是由其自己实施民事行为。同样，法律还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行为结果上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行为作出了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效力。”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由该行为引起的法律关系或者法律后果不发生效力。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实施的民事行为的效力，法律虽有规定，但不够明确。从目前的规定来看，只是规定了无行为能力的人实施的行为无效。也就是说，先有行为人无行为能力的事实，然后其实施的行为才无效。对于那种先有民事行为的存在，然后行为人才被确认系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行为人实施的民事行为是否也一律归于无效呢？换句话说，行为能力无效确认的法律后果是否涉及到行为人被确认没有行为能力之前的民事行为？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公民的行为能力是通过法律规定的特别程序来宣告的，在行为人被宣告之前，必然存在许多的民事行为，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年龄的原因而被认定是无行为能力的，在此年龄之前的行为当然属于无效的。但如果是因为智力的原因而被确认为无行为能力的，则不能推定行为人被确认之前也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相反则应当推定行为人有行为能力。我国法律对此没有作明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7条规定：“在诉讼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事先没有确定监护人的，可以由有监护资格的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在他们之间指定诉讼中的法定代理人……”该规定明确，事先没有确定法定代理人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在诉讼中由有监护资格的人商定他的法定代理人，协商不成的还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法定代理人。该规定肯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起诉行为的效力，并不当然归于无效。在没有通过法定的程序宣告或者确认行为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之前，就应当认定行为人是具有行为能力的。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不应当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不应当就此认定行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无效的。
浅谈公安交通行政行为对自由权利的限制与保障
李钢
自由是一个令人激动不已的词语，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管是贫穷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人们所普遍追求的价值，它的基本含义是取消了外部和内部对自由的限制和强制后所达到的一种状态。它包括作为有理性的人具有的一种通过思索、思考、表达而获得的思想自由，作为公民的个体必须享有政治权利、谋求政治利益、表达政治主张的政治自由，可以自由地追求经济物质利益的经济自由，可以依照个人的秉性、爱好、潜能与兴趣来自由发展自己的个人发展自由。
自由作为法的最本质价值，在受到普遍追求与保障的同时，必须受到法的限制，但法限制自由的目的并不在于限制自由本身，而在于实现自由和保障自由，在于扩大自由并为自由的享有提供条件和手段。作为主管道路交通秩序与人民出行安全的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人民交通警察，为了使用法律赋予的行政职权去实现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畅通的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执法目的，实现社会秩序之道路秩序的维持，就必然需对相关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自由权利做出某些限制，就必然产生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之公权力与交通参与者之私权利的冲突，当然根据法律精神，公权力对私权利的限制并不在于单纯限制私权利本身，而在于实现私权利和保障私权利，实现在法律秩序中公民个人自由权利的有效享有和扩大。但依行政法理论，行政权力具有公定力和优先性特征，在没有被有权机关依法定程序认定为违法或无效前，其拥有推定合法有效的垄断性，行政相对人必须首先遵守执行，这些特征就决定了我们的执法体制和执法人员个人素质必然会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保障与限制产生弹性的影响。在我们的执政党明确提出“执法为民”、“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的前提下，如何适当地限制自由以达到保障自由、扩大自由的目的就成为行政执法机关与执法人员的重要而紧迫的课题，这就涉及到一个急需明确的问题：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对自由的限制是正当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了解以下三个原则：一、无伤害无干预原则。如果一个人的行为没有伤害他人和社会利益，那么社会就没有权利对他进行干预，反之，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对他人利益造成伤害，那么社会有权利对他进行干预。比如对车身不洁行为我们就没有依据和必要进行干预、处罚。二、对自由的限制应以必要为原则。其一、 对自由的各种限制相对于作为目的的自由来说应该是必要的。如果对自由的限制是可有可无的，就没有必要去限制自由。在这种不必要情况下对自由的任何限制都只能是对自由的轻视和否定，是对自由的专制和专横，其二、对自由的限制程度相对于作为目的的自由来说，应当是必要的，如果法对自由的限制程度超出了必要的程度，也必然是对自由的禁锢，本意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由的限制就会畸变为对自由的扼杀和叛离。其三、法对自由的限制后果相对于不限制来说应该是更有效益而必要的。行政执法的高效益也是我们追求的价值之一，而且在现代法治政府中更显突出，应该努力做到以最小的自由限制获取最大的自由效益。三、要以法律为准绳。自由的限制必须有法的明确规定，法无明文规定的限制就是违法的、无效的。以上原则之外我们还应该明确认识权力运用之目的合法性与权力运用之手段适当性理论，不能为了追求合法的某一行政目的而任意地采取一些过激的超出必要性的执法手段，甚至使用暴力、威胁等伤害力较大的手段，将人民群众推到政府的对立面，损害人民的利益，伤害人民的感情，破坏政府的形象，这集中体现在公务化暴力现象中，由于作为权力支配对象的人民群众并不与我们的政府直接“打交道”，国家的管理活动一般都是通过行政部门及其执法人员的作为与不作为展开，因此对执法人员行为的判断将决定他们对政府管理模式的判断。公务化暴力对整个社会的伤害是极其严重的，它不仅恶化已减弱的政府执法形象，而且往往触及我们的执政根基。一般认为其原因是：一、一些执法人员素质不高，二、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的集团利益保护主义；但其深层次的根源却是我们的个别政府、政府部门及其执法人员对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学习的浅入浅出，没有正确树立“执法为民”、“以人为本”、“依法行政”的执法理念，没有真正实现由“管理型”向“服务型”执政模式的转变，是我们的执法人员权力单向支配意识的体现，将行政相对人视为自己的被管理者、被支配者，由此就极易导致权力欲望的膨胀，从而引发权力的滥用、暴力执法。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我们应该首先从制度上把任意执法行为非法化，引入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和处罚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要想方设法使我们的执法人员来一次彻底的理念大革命，进一步落实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学习教育，不仅是熟悉应知应会的法律规定，而且要狠抓对法治理论的学习理解，树立正义首位、价值衡量、手段适当性等法理原则，使我们的执法人员在执法中正确地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以“执法为民”、“以人为本”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从思想上堵住暴力执法、任意执法的根源，真正实现执政理念的转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迈出坚实而关键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