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相适应原则的横向比较探析
郭辉
德国学者迈耶按照刑事活动的阶段性讨论刑罚的根据。他将刑事活动分为刑的规定（立法阶段）、刑的量定（审判阶段）与行刑（执行阶段）三个阶段，并认为，在刑的规定阶段，刑罚的根据是报应，即“立法者对轻重不同的犯罪规定相应的轻重不同的法定刑，具有报应的意义”；在刑的量定阶段，刑罚的根据是维护法，即“法官审判时对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予以确定和量定刑罚，具有维护法律的规定与尊严的意义”；在刑罚的执行阶段，刑罚的根据是个别预防，亦即“行刑机关根据法律与政策对服刑人实行教育改造，使之复归社会，具有预防意义。”因此，迈耶实际上提出了一种立法与量刑以报应为根据，行刑以个别预防为根据的报应与个别预防结合论，他将这一理论称之为“分配理论”。
在英语国度，影响最大的一体论者是哈特，他提出了一种较为复杂的一体论模式。哈特认为，讨论刑罚的根据，首先应该将刑法的一般正当目的与刑罚的分配问题区分开来。前者是指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刑罚是一种应该维护的好的制度，刑罚的分配是指个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受刑罚惩罚以及应给其多重的刑罚。刑罚的一般正当目的是功利性的。立法者将某些行为规定为犯罪，是“为了向社会宣告，不得实施这些行为，并确保少发生这样的行为。”这便是把任何行为当作刑事违法行为的一般直接目的。即刑法的目的在于禁止与减少犯罪。刑法规范的适用、包括对什么人施加刑罚与施加多重的刑罚，是属于刑罚之分配的范畴。哈特虽认为刑罚的一般正当根据是功利，但主张报应对刑罚的分配的正当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即刑罚的分配必须受制于因犯罪而施加与罪刑相适应的分配原则。哈特认为，只有以预防作为一般目的而又在分配上受制于报应的刑罚才是真正正当的刑罚。在刑罚的分配问题上，他不是持绝对的报应论，认为对刑罚的分配的限制应该只限于阻止无罪施罚与轻罪重罚，而不应排斥特定情况下的有罪不罚与重罪轻罚，即在刑罚是否施加的问题上，按报应要求只将刑罚施加于有罪者，避免基于功利的要求而可能出现刑及无辜，但是，当预防犯罪不需要发动刑罚时，可以不按报应的要求发动刑罚；在施加多重的刑罚问题上，要按报应的要求限制所分配的刑罚的上限亦即所分配的刑罚最重不得超过犯罪的严重性所允许的限度，但可以根据预防需要而分配轻于报应所决定的刑罚。在哈特的一体论中，决定哪些行为应作为刑罚惩罚的犯罪的根据是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决定刑罚应在什么条件下发动与所分配的刑罚的份量的主要根据是报应，但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可以作为免除刑罚发动与减轻所分配的刑罚分量的根据。
美国学者帕克提出了报应限制功利模式，在他的一体论中，一般预防与报应决定着刑罚的发动与否，其相互间构成一种被限制的关系，个别预防对刑罚的发动与否不产生影响，但影响刑罚的分配量。由于篇幅所限，对于帕克的一体论模式不详细介绍，对于其他一些模式也不一一介绍。总之，不同的一体论者在报应与功利应该统一的某些问题上达成共识，但是他们在报应与功利应该如何统一问题上远未完全一致。虽然如此，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一体论逐渐成为了刑事实践的指南，给予了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以巨大的影响。表现在立法上的影响包括：（一）刑罚目的多元化。在个别预防论占统治地位时的刑事立法只确认了个别预防的目的，至于一般预防与报应，则没有任何地位。受一体论的影响，英国内务部1977年发布的工作报告《刑事司法评论》虽然仍将个别预防作为刑罚的目的之一，但不但不再将其作为刑罚的惟一目的，而是将其作为了刑罚最次要的目的。美国1972年版《示范量刑法》还明确规定，“刑罚不得以复仇与报应为根据”，而在此后不久的美国联邦刑法改革草案之一中，刑国的目的便成了“该当、遏制犯罪、剥夺犯罪能力与康复”，从而将该当（报应）列为了刑罚的第一目的，而且将遏制亦即一般预防作为了比个别预防更为优先的刑罚目的。1996年俄罗斯刑法典第43条规定，“适用刑罚的目的在于恢复社会公正，以及改造被判刑人与预防新的犯罪发生。”在这条规定中，报应、个别预防与一般预防均被作为刑罚的目的行为得到了认可。（二）罚刑法定化。在个别预防论指导下，罪刑法定原则被抛弃，然而，报应强调法律是正义的栽体与判断正义与否的准则，一般预防要求刑罚具有确定性与通晓性，而法律是使刑罚确定而为众人所通晓的主要途径，因此罪刑法定是报应与一般预防的共同要求。随着一体论的得势，罪刑法定原则重受青睐。（三）罪刑均衡化或罪刑均衡与个别化相折衷。个别预防强调刑罚的份量取决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刑罚个别化取代罪刑相适应原则。但是，一方面，罪刑相适应是报应论的精髓；另一方面，一般预防论也主张罪刑等比均衡是确保一般预防效果实现的前提，因此，随着以报应与一般预防为主要内容的一体论的得热，罪刑相适应原则重新得到了立法上的认可，刑罚个别化原则退居次要地位。1976年修订的芬兰刑法典第六章第一节补充规定，“刑罚应该与犯罪所涉及的损害与危险以及在犯罪中所表明的罪犯的罪过程度合理均衡地衡量。”1971年修订的瑞士刑法典第63条规定，“法官依行为人之罪责量刑。”这是报应限制功利的一体论模式立法上的反应。1976年修订的德国刑法典第46条规定，“犯罪的罪过（程度）应该是衡量判决的基础。但是，判决也应该考虑行为人将来的生活与行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