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反垄断起诉资格比较研究
陈承堂



关键词: 反垄断法/反垄断起诉资格/直接损害规则/反垄断损害
内容提要: 反垄断起诉资格作为反垄断民事诉讼的门槛性要件，是反垄断法私人实施机制的关键所在。通过对美国《克莱顿法》第4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50条的考察，我们发现这两个条文的文本结构是相同的。然而，在具有相同文本结构的背后是迥异的实务规则，即经过直接损害规则与反垄断损害理论层层过滤的反垄断起诉资格并不像最高人民法院所设想的那样——遭受“损失”并且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享有反垄断起诉资格。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50条单倍损害赔偿的制度设计使得中国反垄断起诉资格的完善面临一个两难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

反垄断民事诉讼又称反垄断私人诉讼，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垄断行为利害关系人依据反垄断法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以追究垄断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尤其是损害赔偿责任的诉讼。[1]《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第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我国法律明确了民事诉讼为《反垄断法》的一种实施方式。但是，就反垄断起诉资格[2]而言，“该条规定仅是一个宣示性的规定，要真正发挥作用有待于一些具体的制度性规定加以补充”。[3]为此，2008年7月28日发布并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当事人因垄断行为提起民事诉讼的，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和反垄断法规定的受理条件，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依法审判”。可见，只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和《反垄断法》第50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受理受害人提起的反垄断民事诉讼”。[4]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只要是因垄断行为受有损失的主体，不管其是竞争者、中间商、零售商，还是消费者，均可成为求偿权利人”。[5]

《通知》作出如是规定似乎并不是中国的独创，而是借鉴了其他国家的相关做法。因为，“纵观各国的反垄断立法，无论是以德国、日本、韩国为代表的统一立法模式，还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分散立法模式，大多设有民事救济条款，明确规定了非法垄断行为侵犯他人利益时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法律责任”。[6]然而，根据美国的反垄断民事诉讼实践，联邦法院早就认为并不是产生于反垄断法违法行为的每一个损害都是《克莱顿法》第4条项下可补偿的。[7]“虽然联邦法院的起诉资格一直是接受传统的宪法学分析，但是反垄断法有其特有的起诉资格要件。”[8]易言之，反垄断起诉资格除了满足传统的宪法性要件之外，“反垄断原告必须满足额外的标准”。[9]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根据这一表面相同的民事责任条款，遭受“损失”并且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是否都可以享有反垄断起诉资格呢?由于“反垄断私人诉讼制度源于美国”，[10]笔者将以美国反垄断起诉资格理论为参照，反观中国反垄断起诉资格相关要件的缺陷，探讨其完善路径。

二、反垄断起诉资格的初步框架

（一）相同的文本结构

1.《克莱顿法》第4条

在美国，反垄断民事诉讼制度的确立已有一个多世纪。它最早规定于1890年《谢尔曼法》的第7条——“任何由于反垄断法所禁止的事项而遭受营业或财产损害的人，可在被告居住的、被发现或有代理机构的地区向美国地区法院提起诉讼，不论损害大小，一律给予其损害额的三倍赔偿及诉讼费和合理的律师费”。随后，“该条款被有效地‘搬到’24年之后制定的《克莱顿法》的第4条”。[11]根据《克莱顿法》第4条的规定，构成反垄断起诉资格要件的关键词包括：“人”、“损害”、“营业或财产”以及“由于”这一因果关系。[12]具体而言，“有资格提起《克莱顿法》第4条项下民事诉讼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其中法人包括公司和社团”；[13]“为了符合第4条，原告的损害必须是一个法律上的损害——对法律权利的侵犯——有别于他作为公众的一员所遭受的损害”；[14]“原告必须证明他的‘损害’与被告的非法行为之间的某种因果联系”；[15]“所起诉的损害必须是原告的‘营业或财产’所遭受的，并且这些术语要按照它们一贯和通常的含义进行理解”。[16]

上述《克莱顿法》第4条的4个关键词形成了反垄断起诉资格两方面的限制：第一，原告必须是其“营业或财产”遭受损害的“人”；第二，违法行为与损害之间必须存在某种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原告的损害必须是“由于”反垄断法所禁止的事项而出现的。上述第一个限制近年来已相当微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应赋予“任何人”和“营业或财产”术语以其“自然的广泛而又独特的意义”。因此，这一表达很少对私人原告依据反垄断法提起诉讼的权利形成障碍。[17]第二个限制“由于”术语只不过是一个原告证明他所遭受的“营业或财产”损害与被告的反垄断违法行为具有因果关系的通常要件，即他要证明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为了满足这一要件，原告只需要表明，该违法行为是他遭受损害的实质上的或重要的原因，而不在于它是唯一的原因。[18]

2.《反垄断法》第50条

根据《反垄断法》第50条的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对他人造成损害的，学界一般认为其在性质上应属于侵权。[19]对此，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也认为：“公平法违法之效果虽涉及刑事、行政、民事赔偿责任，如单就民事赔偿责任而言，其内容应属民事纠纷，基本上应以现代之损害赔偿法论为前提，但公平交易法应属特别法，故除公平法如有特别规定者外，方适用民法一般损害赔偿之规定”。[20]

虽然各国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有不同的模式，但“侵权行为之构成要件，基本上应有‘行为’、‘损害’及‘因果关系’三者”。[21]国内学者确实也是从这三个要件阐述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的民事责任的。[22]具体而言，经营者所实施的“垄断行为”是侵权责任的违法行为要件，给他人造成的“损失”是损害要件，此外，“垄断行为”与“损失”之间还须存在因果关系。

综上，通过对《克莱顿法》第4条与《反垄断法》第50条的考察，我们发现这两个条文的文本结构是相同的。因为在美国，最初的反垄断民事诉讼也被界定为侵权救济。[23]但是，文本结构的相同并不表明两者实务上的起诉资格规则就是一致的。对于采行判例法规则的美国，或许更应该考察的是其反垄断法判例中的起诉资格规则。

（二）迥异的实务规则

因为典型的反垄断违法行为将通过经济活动的“涟漪效应（ripple effect）”损害无数潜在的原告成员，联邦法院已通过对第4条嫁接一个起诉资格要件来限制获得三倍损害赔偿的救济，[24]所以，自从美国反垄断民事诉讼实施以来，“反垄断起诉资格分析的基本手段——抑或可能成为明显的障碍——是‘直接损害’规则”。[25]也就是说，“原告证明他‘由于’反垄断违法行为而遭受‘营业或财产’的‘损害’是不够的；他还必须证明该损害是直接对他造成的。为满足这一司法上建立的要件，原告必须表明他的损害不是其他人遭受损害的后果”。[26]该规则又被称为损害的直接性规则。直接损害规则仅允许那些被认为遭受了被禁止的反竞争活动的“直接的”或“最接近的”损害的人提起私人诉讼。那些宣称的损害被认为是反垄断违法行为的“间接的”、“遥远的”、“附属的”、“偶然的”或“派生的”结果的原告则被拒之门外。[27]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反垄断起诉资格法的发展主要来自于对直接损害规则的阐述。

1.直接损害规则的演化

反垄断起诉资格的直接损害规则是早期两个私人反垄断案件——“艾姆斯诉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案”和“罗卜诉伊斯门柯达公司案”（以下简称“罗卜案”）的非正式产物。[28]该规则实际上产生于这两个案件所提出的公司法问题。两个案件的原告都是由于被告被指控的反垄断违法行为而破产的公司的股东。根据传统公司法理论，只有公司——而不是它的股东——可以提出诉讼以主张该公司所遭受的损害，法院在两个案件中都认为股东没有提起诉讼以主张他们的股票价值降低的起诉资格。[29]该理论在这里的运用应该是无可指责的。当然，随着公司法理论的发展，尤其是股东派生诉讼的兴起使得股东得以公司的名义提起诉讼。然而，在反垄断法语境下，当股东提起诉讼以主张实际上包含于公司的诉讼请求之内的赔偿时，则有必要防止可能产生的双重救济和多重诉讼。

尽管传统的公司法处理《克莱顿法》第4条项下的股东起诉资格问题绰绰有余，但在“罗卜案”中，法院为该裁决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理由。法院认为，原告不能获得救济是因为他作为股东的损害是“间接的、遥远的，并且是附属的”，违法行为“针对的是该公司，而不是股东个人”。[30]有意思的是，由于“罗卜案”经常被援引，在本可以适用公司法理论而无需援引直接损害规则的案件中，这一规则却逐步演变为反垄断起诉资格的标准。并且自彼时起，该规则的运用几乎不存在例外。根据这一规则，法院否定了遭受损害的消费者的供应商、被许可人的许可方、经销商的特许人、雇员的雇主以及承租人的出租人的起诉资格。[31]此外，联邦最高法院甚至采用直接损害规则来排除分销链中间接购买者的三倍损害赔偿救济，从而形成了著名的间接购买者规则。例如，在“伊利诺斯砖公司诉伊利诺斯州案”中，法院认为，虽然直接购买者已经转嫁了违法者的过高要价，但间接购买者不能对反垄断违法者提出三倍损害赔偿诉讼。[32]其理由是，双重救济的风险太大，以致不能让直接和间接购买者都能根据其对被转嫁的过高要价的消化多少而对同一个过高要价行为主张损害赔偿。[33]同样，在“夏威夷诉标准石油公司案”中，法院运用直接损害规则否认了一个认为反垄断违法行为对其经济造成损害的州以政府监护人的身份提出的三倍损害赔偿主张，因为这种损害仅仅反应了该州公民的可以寻求救济的营业或财产的损害。[34]

作为判例，直接损害规则的诞生尽管是偶然的，地位也不是很清晰，但下级联邦法院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将损害的直接性视为反垄断起诉资格的必要条件。[35]例如，联邦第二巡回法院1955年曾明确宣称：“那些只是偶然为反垄断违法行为损害的人没有要求三倍损害赔偿的起诉资格；只有那些为反垄断违法行为直接针对的对象，或者直接损害的人，才可以要求救济”。[36]尽管法院后来不得不用一系列新的事实情况来解释起诉资格问题，但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起诉资格问题的分析一直按照直接损害规则或其某些变形进行。具体而言，“下级联邦法院制定的直接损害规则的各种变形包括：‘目标区域’标准，利益范围标准和权衡标准”。[37]

2.直接损害规则的实质

正如前文所述，反垄断违法行为可能具有某种损害各种经济活动主体的涟漪效应的性质，但并非所有这些主体都有主张反垄断诉讼请求的起诉资格。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克莱顿法》第4条的“理由”（或因果关系）要件在法庭上得到了最多的关注。法院强调：“尽管第4条措辞宽泛，但是违法者只要超出了某一点就不应该承担责任。”[38]法院是通过近因（legal cause）理论来确定这一点的。[39]也就是说，反垄断民事诉讼的原告一旦满足了上文所述的《克莱顿法》第4条项下两方面的限制条件之后，还必须表明近因。正如联邦第四巡回法院所指出的：“目前该决定的支点是，被告被指控的行为是否是原告所主张的损害的近因。如果损害仅仅是偶然的或附属的，或者如果被告的反垄断违法行为离该损害是如此之远以致只是一个遥远的原因，原告就没有‘由于反垄断法所禁止的事项’而遭受《克莱顿法》所设想的损害。”[40]
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种畜禽管理办法

浙政令〔2012〕298号



　　《浙江省种畜禽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第8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6月1日起施行。

　　

　　省长

　　二○一二年四月二日

　　（此件公开发布）

　　

浙江省种畜禽管理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种畜禽生产经营管理，提高种畜禽质量，促进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种畜禽品种选育、生产经营和管理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的种畜禽，是指在畜牧业生产中作种用的家畜家禽，包括家养的猪、牛、羊、兔、鸡、鸭、鹅、鸽、鹌鹑、火鸡、蜜蜂等及其卵子（蛋）、胚胎、精液，以及在舍饲条件下能正常繁殖并已形成商品化生产的野鸭、杂交野猪等经济动物。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的要求，加强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将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扶持种畜禽品种的选育和使用，督促有关部门加强对种畜禽品种选育、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种畜禽管理工作。
　　发展和改革、财政、工商行政管理、科学技术、国土资源、环境保护、质量技术监督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种畜禽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履行动物防疫和环境保护义务，接受并配合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


第二章畜禽遗传资源保护


　　第七条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由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公布；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公布，并报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八条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由有关科研、教学、生产单位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相关专家组成的省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负责畜禽遗传资源的鉴定、评估和相关咨询。
　　第九条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畜禽遗传资源调查，建立本省畜禽遗传资源档案，将原产本省的畜禽遗传资源全部纳入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
　　纳入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组织建立或者确定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基因库，对畜禽遗传资源实行保护。
　　原种场、祖代场、一级良种繁育场受委托承担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任务。
　　第十条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与承担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任务的单位和个人签订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协议（以下简称保护协议）。保护协议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畜禽遗传资源的名称、基本特性；
　　（二）最小有效保护数量和群体结构；
　　（三）饲养管理方式、舍饲条件、保护措施等；
　　（四）资金补贴方式、数额和用途；
　　（五）畜禽遗传资源的利用要求；
　　（六）承担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任务的单位和个人发生变化时，对畜禽遗传资源的处理；
　　（七）保护期限；
　　（八）违约责任；
　　（九）其他权利和义务。
　　第十一条承担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任务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保护协议的规定，加强种畜禽饲养管理和疫病防疫。饲养管理方式、舍饲条件、保护措施等应当符合畜禽生长的自然习性，有利于种畜禽自然性状的保护。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保护协议的规定，及时足额拨付补贴资金，并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予以技术指导。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移用畜禽遗传资源保护补贴资金。
　　第十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保种群和品种保护区内开展经济杂交、品种试验；确因育种需要导入少量外来血统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管理权限，经批准后按照有关规定进行。
　　禁止违反保护协议的约定利用畜禽遗传资源。
　　第十三条有财政资金支持的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未经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处理受保护的畜禽遗传资源。
　　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不再承担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任务时，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收回最小有效保护数量的畜禽遗传资源，并按照保护协议约定给予补偿；协议没有约定的，参照市场价格给予相应的补偿。
　　第十四条从境外引进畜禽遗传资源，向境外输出或者在与境外机构、个人合作研究利用列入保护名录的畜禽遗传资源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禽遗传资源进出境和对外合作研究利用审批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三章种畜禽品种选育与生产经营


　　第十五条鼓励和支持企业、院校、科研机构、技术推广机构开展联合育种，促进畜禽新品种、配套系选育和利用。
　　鼓励采用新技术、新方法繁育珍贵、稀有、濒危和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畜禽品种。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种畜禽品种，农业、科学技术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实验设施设备及种畜禽场的建设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
　　第十六条培育的畜禽新品种、配套系和新发现的畜禽遗传资源在推广前，应当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或者鉴定。
　　第十七条畜禽新品种、配套系申请审定前进行中间试验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的规定，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予以批准的，批准文件应当明确中间试验地点、期限、规模及培育者承担的责任等内容；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
　　培育者不得擅自改变中间试验地点、期限和规模；确需改变的，应当报原批准机关批准。中间试验结束后，培育者应当向批准机关提交书面报告。
　　第十八条省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机构应当开展生猪、家禽等种畜禽生产性能测定工作，建立性能测定数据库。
　　第十九条省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机构可以组织开展种畜优良个体登记，并将登记的优良种畜向社会公布。
　　生猪、奶牛等畜牧业行业协会应当配合省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机构做好种畜优良个体登记工作。
　　第二十条种畜禽生产经营实行许可证制度。
　　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或者生产商品代仔畜、雏禽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取得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申请人持生产经营许可证依法办理工商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活动。
　　第二十一条申请取得生产家畜卵子、冷冻精液、胚胎等遗传材料的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向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的有关规定审核，并报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二条原种场、祖代场、一级良种繁育场、一级供精站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由县（市、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其他种畜禽的生产经营许可证，由县（市、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并报设区的市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审核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0日内提出审核意见。审批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或者上报的审核材料之日起20日内依法作出是否核发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决定。
　　第二十三条申请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现有群体规模、品种来源证明或者新品种证书，品种标准及相关技术资料。
　　（二）畜牧兽医技术人员专业资格证明。申请原种场、祖代场、一级良种繁育场和一级供精站生产经营许可证的，需要提供1名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证明；申请二级良种繁育场、父母代场、二级供精站生产经营许可证的，需要提供1名初级以上技术职称或者相应专业技能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证明。
　　（三）种畜禽场区平面图、设施设备清单以及周围环境示意图。
　　（四）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书。
　　（五）完整的育种或者制种记录等生产管理制度；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使用，疫病监测防治、无害化处理等管理制度。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四条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三年。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的，种畜禽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应当在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原发证机关提出申请。原发证机关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出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
　　第二十五条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定的品种、地址发生变更的，持证人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发证程序和要求重新申请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
　　第二十六条从事种畜禽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品种、代别、生产标准从事生产经营。
　　第二十七条种畜禽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应当对种畜禽选育、配种、性能测定、免疫防疫以及疫病监测等内容进行记录，建立种畜禽生产经营档案。
　　种畜禽的选育、配种和性能测定记录应当长期保存。
　　第二十八条销售种畜禽，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三十条的规定。
　　销售种畜禽时，应当附具生产单位出具的《种畜禽合格证》、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检疫合格证明；销售种畜的，还应当附具种畜禽场出具的种畜系谱。
　　《种畜禽合格证》应当由种畜禽质量鉴定员签字、生产单位盖章。种兔、种禽、种蛋每批一证，其他种畜每头一证。
　　第二十九条种畜禽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销售商品代仔畜、雏禽时，应当向购买者提供其销售的商品代仔畜、雏禽的主要生产性能指标、免疫情况、饲养技术要求和有关咨询服务，并附具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检疫合格证明。
　　第三十条发布种畜禽广告的，广告主应当提供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按照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内容注明种畜禽品种、配套系名称，如实描述种畜禽的主要性状、生产性能和健康状况，并对广告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应当依法核实有关材料，并按照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规定的内容设计、制作、发布种畜禽广告。
　　第三十一条农户饲养的种畜禽用于自繁自养和有少量剩余仔畜、雏禽出售的，农户饲养种公畜进行互助配种的，不需要办理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应当符合动物防疫的有关规定。


第四章监督检查


　　第三十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的监督，建立畜禽遗传资源保护考核制度，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措施、保护效果等情况进行考核。
　　第三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种畜禽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以及种畜禽生产、经营、使用等活动实施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种畜禽质量检验机构对种畜禽的生产性能和健康状况进行检验。检验所需费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的规定列支，不得向被检验人收取。
　　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有关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应当将相关材料及时移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向移送机关通报处理结果。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处理受保护的畜禽遗传资源，造成畜禽遗传资源损失的，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批准在保种群、品种保护区内开展经济杂交或者品种试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未按照指定的地点、期限和规模进行畜禽品种中间试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建立或者保存种畜禽生产经营档案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有权机关按照管理权限给予处分：
　　（一）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建立省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建立或者确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单位的；
　　（二）未按照本办法规定拨付畜禽遗传资源保护补贴资金，或者截留、挪用、移用补贴资金的；
　　（三）未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权限、程序和期限等核发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
　　（四）未依法实施监督管理，造成本行政区域种畜禽生产经营秩序混乱，并产生不良后果的；
　　（五）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六章附则


　　第四十一条《种畜禽合格证》由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不得收取费用，所需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第四十二条本办法自2012年6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