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基本原则层次论

胡元聪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

摘 要：经济法基本原则是我国经济法总论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它对经济法的理论构建与实践运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本文整体上以“干预说”提出的“七原则说”为基础，试图从工具性基本原则与目的性基本原则两个层次去探讨这七大原则之间的逻辑关系：工具性的基本原则表现在适度干预原则与适度自由原则两个方面，适度干预原则又以社会本位为前提、经济公平为目标；适度自由原则又以经济民主为前提，经济效益为目标；而目的性基本原则则是可持续发展原则。
关键词：经济法；基本原则；工具性基本原则；目的性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在其著作《法律制度》中指出：“原则是超级规则，是制造其他规则的规则，换句话说，是规则模式或模型。… …‘原则’起标准作用，即是人们用来衡量比它次要的规则的价值或效力的规则。‘原则’还有一个意思是指归纳出的抽象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原则是总结许多更小的具体规则的广泛的和一般的规则。” [1]。 在英语中原则的对应词是principle，其主要词义是指根源、起因、假设、原理、定律，根本的，本原的或一般的真理，并为其他真理所凭借等等。“原则”一词在法律中有其特殊的含义，根据英国《科林法律词典》，“原则”是指“基本点或一般规则( basic point or general rule )” [2]；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将“原则”解释为“法律的基本性的公理或原理；为其他（指法律）构成基础或根源的全面的规则或原理（ a fundamental truth or doctrine，as of law；a comprehensive rule or doctrine which furnish a basis or origin for others ）” [3]从上述考证可以看出，“原则”在法律中是指构成法律基础和根源的总的或根本性的规则或原理。
不同的法律部门在规范社会关系中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因此存在着各具特色的基本原则，而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就是蕴涵在经济法规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他必须反映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具备明确的准则性和导向性，体现和反映经济法体系中所有的法律、法规的本质，并对经济立法、经济执法、经济司法、和经济守法具有指导意义和规范价值。对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认识，经济法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理念阐释构建出各自不同的观点，主要有：“平衡说”主张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即维护社会总体效益兼顾各方经济利益；[4] 而“协调说”主要认为包括三原则，即平衡协调原则、维护公平竞争原则以及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5] 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干预说”认为包括七原则：即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国家适度干预原则、社会本位原则、经济民主原则、经济公平原则、经济效益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6]
上述观点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属性，而笔者更赞同李昌麒教授的“七原则说”，但是，笔者认为在分析经济法基本原则时，如果没有对这些基本原则按照一定的标准来进行分层解释，从而可能影响人们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认识和把握，因为毕竟这些基本原则并不是居于同一层次或者属于同一位阶。本文在赞成“七原则说” ①的基础上，借用“工具” 与“目的”将基本原则划分为“工具性基本原则” 与“目的性基本原则”。
二、经济法基本原则之层次关系
（一）工具、手段与目的的一般解释
根据《辞海》，工具是指：① “泛指从事劳动、生产所使用的器具。②比喻用以达到目的的事物。”[7]手段是指：“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和措施” [8]。目的是指“人在行动之前根据需要在观念上为自己设计的要达到的目标和结果” [9]。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手段是指“实现目的的方法、途径，是在有目的的对象性活动中介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切中介的总和，尤指实现目的的工具和运用工具的操作方式”。目的是指“活动主体在观念上事先建立的活动的未来结果，他必须通过主体运用手段改造客体的对象性活动来实现”。[10] 从概念中可以看出，手段的外延要比工具的外延大，手段不仅包括工具，还包括运用工具的操作方式、方法、途径等，亚里士多德认为，“手段中其中有些是活动，有些是工具”；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工具是实际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哲学上关于目的与手段的观点就已经很多，亚里士多德认为，目的是活动“所追求的那个东西”，亦即“一件事之所以做的缘由”。手段是所有通过别的东西的作用而使目的实现的“居间步骤”。他强调达到目的必须借助手段，而使用手段又是为了达到某个目的，他认为自然界里也存在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导致了目的论。康德和黑格尔也讨论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问题，特别是黑格尔做了专门的论述。他肯定了目的要有客观的前提，目的的意义在于“扬弃”这种前提。但是目的对客观的扬弃最初是主观的，他所要求建立的客体是也只是一种观念性的本身并不实在的东西，因此目的最初是主观的。他还论述了人为了自己的需要，为了征服自然界对象而发明工具的意义，并认为发明和利用工具是“理性的技巧”，但是这种“技巧”最终服务于征服世界的目的中。
马克思主义关于目的与手段的观点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他认为目的是“为实现人在思维中对活动的结果，即活动所要创造的未来对象的主观观念形式的建立”。但是他不是人的头脑中自生的，而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客观世界为前提的。同时，他还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他认为手段是“人在提出目的和实现目的之间存在的中介”，是人的实践能力和认识能力的实现，又是人类实践能力和认识能力程度的标志。马克思主义认为目的与手段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他认为人们提出目的和实现目的，依赖于一定的手段，手段是提出能实现的目的的现实条件，又是保证目的得以实现的现实力量。人们创造和使用手段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工具是实际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在具备了一些手段的基础上，人们根据需要提出目的，为实现目的而奋斗；目的又推动、促使人们去创造新的手段；新的手段又引起新的需要，人们又提出新的目的。手段与目的相互制约，互相推动，构成了人类有目的的创造活动史。同时他认为目的与手段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二）经济法的工具性基本原则与目的性基本原则
从“工具性” 与“目的性”的价值角度对经济法基本原则进行考察，我们可以把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界分为两类：“工具性基本原则”与“目的性基本原则”。工具性基本原则，体现经济法的“初级”或者“短期”的价值理念，是经济法为实现其目的性基本原则应具备的基本属性或前提，具体表现在适度干预原则与适度自由原则两个方面。作为目的性基本原则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居于主导地位，反映经济法所追求的最终的社会理想，他统率、整合着经济法的动态运作，反映出经济济法的本质特征。二者实质体现工具与目的关系：即通过适度干预与适度自由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反之，经济法要实现其目的性基本原则，必须依靠工具性基本原则的支持与具体实施，工具性基本原则无疑是目的性基本原则的手段与实现方式。
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层次关系，可以图式如下：











在工具性的基本原则中，他包括——第一层次——适度干预原则与适度自由原则，适度干预原则又包括——第二层次——社会本位原则、经济公平原则；适度自由原则又包括——第二层次——经济民主原则、经济效益原则。在工具性基本原则中，各原则之地位表现在：适度干预是以社会本位为前提，以经济公平为目标；而适度自由的前提是经济民主，目标是经济效益。当然，适度干预也会带来经济效益，适度自由也会带来经济公平，但是笔者以为，适度干预更加强调或者直接指向经济公平，适度自由更加强调或者直接指向经济效益。因为，如果没有国家的适度干预，虽然还是可能有效益，但是却带来不公平，如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如果没有适度自由，虽然还是可能有公平，但是却带来无效益；如我国高度计划经济时代。
作为工具性基本原则的目标——经济公平原则与经济效益原则——同时也是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前提。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益分别是适度干预与适度自由的目标，然而对于可持续发展来说，他们仅仅是“初级”、“短期”的目标，具有工具属性，只有可持续发展才是经济法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此时，“初级”、“短期”的目标又转化实现终极目标的工具，因为目的与工具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在一定的阶段或一定的范围，人们可以把某种工具的创造当作目的，而某个已经实现了的目的又可以成为实现另一个目的的工具。”[11]这里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与工具性基本原则内部的目标原则——经济效益与经济公平——密切相关但是却属于不同的层次：
从时间上看：工具性基本原则内部的目标原则——经济效益与经济公平——仅仅是代内的效益与公平。而可持续发展原则，是要求当代经济效益与后代经济效益、当代发展公平与代际发展公平相统一的一项基本准则。他要求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以求得时间维度上代际间的公平。这里的经济公平原则要求当代人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还应保护环境，提高对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利用能力。这里的经济效益原则不仅仅是要求代内经济的效益、而且包含代际的经济效益；从空间上看：工具性基本原则内部的目标原则——经济效益与经济公平——仅仅是某一国、某一地区的经济效益与经济公平。而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求个体与整体的经济效益与经济公平、此地区与彼地区经济效益与经济公平。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求缩小地区发展的差距，促进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以求得空间维度上同代人的公平，而且是整个地球的，当今全人类的经济效益与经济公平；从是否可以量化看：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益是从定点、定时出发追求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益，其中经济效益是可以量化的，如在分配中就可以看出是否体现了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益。而可持续发展原则是不可以量化的。他是从一维的时间角度、三维的空间角度出发，从整个时间、整个空间的角度出发追求公平与效益，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益，因此量化比较困难。
总之，经济公平原则与经济效益原则是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前提，可持续发展原则又是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益的目标。只有当经济增长率达到和保持一定的水平，才有可能不断消除贫困，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逐步提高，并且提供必要的能力和条件，实现更高层次的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益从而又为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二者就是这样来支持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原则相对于经济法工具性原则来说，是一种高位原则，体现了它的更高的层次性。可持续发展原则对经济法的实践产生了相当广泛、全面和实在的影响，极大地影响着经济法律行为的实际运作。
依照此路径去研究，经济法所蕴含并实现的基本原则是一个由多层次原则构成的有机系统，体现着目的与工具的统一。通过此种分类的优点是：我们可以初步构建出体系化的、具有层次性的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对经济立法、经济执法、经济司法、和经济守法具有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三、经济法基本原则之个别解释
（一）作为工具性基本原则的适度干预与适度自由原则
适度干预②是指国家在经济自主和国家统制的边界条件或临界点上所作的一种介入状态[12]。适度自由是指国家或经济自治团体要符合市场机制自身的运作规律，不可压制市场经济主体之经济自主性与创造性。 这里的“适度”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弹性的标准，适度干预是要求国家干预但是又要适度，强调国家对市场的限制，即国家相对于市场的主体地位。而适度自由要求自由但又要适度，强调国家对市场的尊重，即市场相对于国家的非附属地位。
适度干预作为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贯穿于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全过程。在立法上强调适度干预，就是要在规则的制定上尽量平衡国家和市场二者的关系，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功效，实现“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有机结合。而在执法、司法中体现适度干预原则，则是要求国家在进行干预时，应当准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并保障权力行使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进而充分调动和激发市场经济主体之积极性与创造性，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适度自由原则首先要求，国家在进行干预时，经济法应当为国家干预自由裁量权之行使建构一种限制性的规则框架，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合乎正当性，从而保证市场的主导性和政府权利的自由裁量性。毕竟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以及作为资源配置主要工具的经济体制，因而它十分强调经济主体之自主性。其次，国家在进行干预时，切不可压制市场经济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市场失灵固然存在，“政府失灵”也屡见不鲜，国家干预切不可压制和抹煞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自主性与竞争的自由性。毕竟市场之所以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根本原因在于其借助利益机制，可以充分调动和激发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推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一直认为，“在确定国家调控体系的规模和机制时，应遵循这样的原则：‘需要国家调控的地方，就要有国家调控；需要自由的地方，就要有自由。’”[13]干预与自由都有一定的界限，干预边界之外就是自由，自由边界之外需要国家干预。就象一台天平，为了使两边达到平衡，必须不断调整二者的范围，如何调整就体现在适度二字上。要想更深层次研究适度干预与适度自由就得进一步研究适度干预与适度自由的前提与目标：
1、适度干预的前提与目标
首先，适度干预的前提是社会本位。法的本位思想是指体现在这个法律部门中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立场。国家作为超乎社会的力量，其任务决定了其权利的不同分配，这种分配的结果，就产生了不同的法律部门，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部门的本位思想可以分为三种即：“国家本位”，“个体本位”，“社会本位”。 [14] 社会本位直接以社会公共利益为价值目标。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就是指经济法立足于社会整体，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价值目标。社会公共利益具有整体性的特点，又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个人利益的相加或等同于国家利益，它们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在有的情况下，如果从国家利益出发，就会妨碍社会公共利益。比如扩大积累、增加货币发行、加重赋税等，可能暂时对国家有利，但是，却对社会公共利益有损。”[15] 这表明社会本位与国家本位是有区别的，它是“社会公众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出发，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正常活动而提出的愿望和需要。” [16]正是国家要从社会本位出发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所以要进行一定的干预，它于是构成了适度干预的前提。
其次，适度干预的目标是经济公平。适度干预的目标就是从社会本位出发达到真正的经济公平。“公平是法的价值目标，更是经济法的价值目标，经济公平最基本的含义是指任何一个法律关系的主体，在以一定的物质利益为目标的活动中，都能够在同等的法律条件下，实现建立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利益平衡。”[17] 经济公平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交易公平和形式公平，分配公平和实质公平。在以契约关系为经济联系基本纽带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公平主要体现为交易公平，[18] 而在这四种公平中，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分配公平和实质公平。经济法超越民法界限而发展起来，它较之民法更注重实质的公平。分配公平一方面要求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要保证每个人有平等的权利，能有条件发挥自己的潜能。但另一方面社会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应该在与人们的能力、贡献相平衡的基础上承认有一定差距，但差距要有一定的度——即不能引起人们的不满，社会的不安，在顾及差别对待产生激励带来的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稳定带来的效率。实质公平是经济公平的要旨，不是特权分配，而是一种利益调整，是对不平衡利益关系的调整，达到结果的公平，真正的公平。
2、适度自由的前提与目标
首先，适度自由的前提是经济民主。要实现适度的自由，必须保证民主，因为，只有以真正的经济民主为前提，才有真正的经济自由。凯恩斯经济理论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曾经在北美和西欧二战后经济恢复中得到各发达国家的认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自从70年代开始凯恩斯主义遭到了广泛的批评。供给学派正是在抨击凯恩斯主义的浪潮中诞生的，它主张削弱国家干预，重视市场自发调节机制，迎合了回归自由主义的思潮。总之，这种态势体现出一种弹性变化：反对国家干预（亚当.斯密）→宣扬国家干预（李斯特）→鼓吹国家干预（凯恩斯）→削弱国家干预（供给学派）。“市场主体有权以各种形式参与政府过程。而政府过程反映市场需求以及市场主体参与政府过程是经济法中经济民主原则的基本内容所在，由于单纯干预论强调政府干预的单向性，故无法内含经济民主的理念。”[19]因此，削弱国家干预的实质是经济的民主，从而为适度自由提供了前提。
其次，适度自由的目标是经济效益。适度自由的目标是什么？那就是要实现经济法所追求的比经济公平更高的经济效益。这里的经济效益，已经提升到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高度，同时也包含眼前效益和长远效益、局部效益和整体效益间的平衡，符合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经济法中，处理好政府的有效干预和市场主体的充分自主权的关系；赋予市场主体广泛的法律权利并为他们实现自己的权利扫清障碍；转换经营机制，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为市场主体提供自由发挥的活动舞台，从而实现经济法上的经济效益。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既需要市场自发调节这只“无形之手”，也需要国家调节这只“有形之手”，保障这两只手成功运作的适度干预和适度自由是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须的，而适度自由比适度干预更强调经济效益的目标。
（二）作为目的性基本原则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1987年联合国42届大会通过了由瑞典前首相布伦兰特夫人主持的《我们共同未来》的决议，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能力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之所以成为经济法最终的价值目标，是由经济法的本质和特征所决定的，并与经济法追求的实质公平与整体效率直接相关。一方面，从经济法的公平原则来看，要实现经济公平就得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可持续发展的公平观不仅表现在代内公平即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且也应该表现在代际公平即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由于自然、社会资源的有限性，经济法必须对其进行合理的分配和保护，既防止部分人拥有资源过多造成浪费，又保证大部分人拥有足够量的资源能维持其基本生存，同时只有对现有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才能保证后代人对资源的使用。用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看，当今世界由法律维护的不公平现象相当多，主要表现为：时间上，历史发展上的不公平(时间生态序不公平)，如代际间的不公平；空间上，地域发展上的不公平，如一些地区和行政区享有政治的、经济的、政策的种种特权，而另一些地区和行政区却受到种种歧视、压制或限制；社会制度上的不公平，包括体制、阶层、行业间的不公平及部门行业内部的不公平；法律政策方面的不公平，包括政策制定和实施、法律制定和实施方面的不公平。导致最终的发展获利(结果)不公平；这些都将对经济法过去赖以存在的公平观产生冲击，必然要求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公平观。
山西省人民政府


山西省生猪屠宰和检疫管理办法
山西省政府

山西省人民政府令
　（第６９号）


　　《山西省生猪屠宰和检疫管理办法》已经１９９６年２月９日省人民政府第６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省长　孙文盛
　　　　　　　　　　　　　　　　　　　　　　　　　　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２日


第一条 为了加强生猪屠宰和防疫检验的管理，保证肉品质量，维护国家和消费者权益，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促进畜牧业的发展，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凡屠宰上市生猪和经营猪肉品销售、加工的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上市生猪实行定点屠宰、集中检疫、统一纳税、分散经营的办法。
第四条 屠宰生猪，除自宰自食的以外，必须到生猪定点屠宰场点屠宰。禁止在定点屠宰场点外屠宰。
经营猪肉品销售、加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到定点屠宰场点组织进货，并索取肉品检疫证明；从外省进货的，必须具有货源地农牧部门防疫机构或国有屠宰厂、肉联厂出具的猪肉品运输检疫证明。无检疫证明的猪肉品，一律不准上市销售和加工。
第五条 全省生猪屠宰的行业管理由各级贸易行政部门为主，会同各级农牧行政部门负责。
各级贸易行政部门的职责是：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屠宰加工行业的发展规划，组织管理生猪定点屠宰工作，指导、监督定点屠宰规范生产和生产质量，推广屠宰先进技术设备和生产工艺。
各级农牧行政部门的职责是：负责屠宰环节的兽医卫生监督管理，组织开展生猪屠宰集中检疫工作，具体负责可以自宰自检的国有屠宰厂、肉联厂以外的屠宰场点的检疫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采取措施，加强领导，协调各部门做好当地生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的组织实施工作。
各级卫生、工商、税务、物价、环保、城建、公安等部门应备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同级贸易和农牧行政部门共同做好生猪定点屠宰和集中检疫工作。
第七条 屠宰场点的设立应符合城乡建设规划和环境保护要求，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有利流通、促进生产、方便群众、便于检疫和管理的原则确定；充分利用现有国有大中型屠宰企业的先进设施和条件，同时兼顾其他中小企业。
第八条 开办屠宰场点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场（厂）址远离居民区，距饮用水源500米以外，周围无有害污染物；
（二）有充足的水源，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饮用水标准；
（三）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的屠宰间、待宰圈、病畜禽隔离圈、急宰间、检验室，屠宰间和急宰间为水泥地面并有不低于一米的水泥墙裙；
（四）有粪便、污物、污水和尸体、病肉处理疫施；
（五）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的专门生产设备、管理人员和受过专门训练的屠宰技术人员；
（六）有切实可行的兽医卫生、消毒制度和屠宰工艺流程及操作规范管理制度。
可以自宰自检的国有屠宰厂和肉联厂，除须具备前款条件外，还须具备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专门兽医卫生检验机构、检疫设备和符合规定条件的专职兽医检疫人员。
第九条 开办屠宰场点须向县级以上贸易行政部门提出定点申请，经贸易行政部门会同农牧行政部门审核同意，方可办理施工手续；竣工后须经卫生、农牧、贸易行政部门验收合格分别发给卫生许可证、兽医卫生合格证和生猪屠宰定点许可证，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
第十条 屠宰场点收购和代宰的生猪，必须有产地农牧行政部门畜禽防疫机构或其委托单位出具的检疫证明。不得收购、代宰未经产地畜禽防疫机构检疫的生猪。
第十一条 屠宰场点屠宰生猪，必须进行宰前检疫、宰后检验。
符合自宰自检条件的国有屠宰厂和肉联厂的生猪屠宰检疫检验工作由厂方负责，农牧行政部门有权进行监督检查，必要时可派驻兽医监督员。
其他屠宰场点的检疫检验工作，由当地农牧行政部门防疫机构或其委托的单位派驻兽医检疫人员负责，并按规定收取检疫、检验费。
第十二条 屠宰场点屠宰生猪必须符合生猪屠宰工艺流程和操作规程要求；宰前检疫、宰后检验必须按《肉品卫生检验试行规程》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屠宰后的生猪胴体及内脏不得带血、毛、粪、污、病灶、伤斑及有害腺体；肉品、内脏应分别存放在符合防疫卫生要求的设施中，胴体不得靠墙、着地或接触有毒、有害、有异味的物品；运载、装卸肉品时，必须采取铺垫遮盖措施，运载工具每次使用前后必须清洗、消毒。


第十四条 禁止屠宰病死、毒死和死因不明的生猪，禁止对生猪肉品注水使假。对检疫出的病害猪及不合格的猪肉品，须在本厂或驻场点兽医检疫人员的监督下进行无害化处理，处理费用由货主承担。检验合格的肉品不得出场（厂）上市。
第十五条 屠宰场点对检疫检验合格的猪肉品，须出具检疫证明，胴体并须加盖验讫印章。所有屠宰场点均应使用农牧行政部门统一规定格式的检疫证明和规定的标志。
第十六条 屠宰场点对场点屠宰、经营人员应加强个人卫生和劳动保护，按规定进行健康检查，必要时随时检查；对有碍食品卫生的人员应及时调离。
第十七条 屠宰场点应提高经营水平，强化优质服务。客户送场（厂）检疫和代宰的生猪，应做到随送随检、随检随宰，不得刁难客户。代宰的生猪，可按所耗用的水、电、煤。汽、人工和设施等收取合理加工费，具体收费标准由当地物价主管部门核准，并对外公布。
第十八条 各级农牧行政部门应加强对本级行政区域内生猪屠宰检疫检验情况的监督检查。监督检查中，对生猪及其肉品进行抽检不得收费，对发现没有检疫证明或检疫证明已经超过有效期实施的补检可以收费。
第十九条 屠宰场点屠宰和代宰生猪，按税法规定应缴纳的税金应由纳税人在场点内统一缴纳。税务部门可派员到屠宰场蹼直接向纳税人征收，也可以委托屠宰场点代收，付给手续费。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贸易行政部门予以处罚：
（一）生猪货主在定点屠宰场点外私宰上市生猪的，责令停止私宰行为，并处以货值百分之二十的罚款；
（二）未经批准私设屠宰场点经营屠宰生猪的，没收屠宰用具，取缔屠宰场点，并处以非法屠宰所得一至三倍的罚款；
（三）屠宰场点刁难送场（厂）代宰生猪客户造成不良影响的，予以警告并限期改进；给客户造成经济损失的，责令赌偿。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农牧行政部门予以处罚：
（一）屠宰场场点收购、代宰的生猪未经产地农牧部门的畜禽防疫机构或其委托单位检疫的，处以每头生猪五十元的罚款；
（二）屠宰场点屠宰生猪不按检验规程进行宰前检疫、宰后检验，宰后不出具检疫证明、加盖验讫印章，屠宰后的胴体、内脏不符合规定兽医卫生标准，胴体存放、运载不按规定执行，使肉品严重污染的，责令限期改进，并处以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超过限期仍无改进的处以一
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并可处吊销兽医卫生证、章和标志。
（三）屠宰病死、毒死和死因不明的生猪，或将病死、毒死、死因不明和检验不合格的猪肉品出场（厂）上市的，没收非法所得和全部货物，并处以货值一至二倍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上市的猪肉品无检疫证明或检疫证明不符合规定的，除强制补检外，处以货值百分之二十至五十的罚款；经补检不合格的肉品须进行无害化处理或销毁，费用由货主承担。
第二十二条 加工、销售注水猪肉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罚。
第二十三条 以暴力、威胁万法妨碍生猪屠宰行业管理人员或其他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生猪屠宰行业管理人员和其他行政执法人员执行职务时，必须出示证件，严格依法办事。滥用职权、索贿受贿、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牛、羊、马、驴、骡等牲畜的屠宰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