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人民政府


海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214号

　　《海南省城镇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已经2008年6月16日海南省第五届人民政府第七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以公布，自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

省长 罗保铭

二○○八年七月十一日


海南省城镇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城镇污水处理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确保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城镇污水处理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

　　第三条 向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及排水设施排放污水、废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缴纳城镇污水处理费。

　　已经缴纳城镇污水处理费的，不再缴纳排污费和城镇排水设施有偿使用费。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是指收集、接纳、输送、处理、处置城镇污水的设施的总称，包括接纳、输送城镇污水的管网、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装置和处理污泥的相关设施等。

　　本办法所称城镇排水设施是指汇集和排放城镇污水、雨水的管道、沟（河）渠、泵站等设施所形成的网络系统。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水务主管部门负责本省行政区域内城镇污水处理费征收和使用的指导工作。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水务主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镇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和管理工作。

　　财政、价格、审计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城镇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的监督工作。

　　第六条 城镇污水处理费实行政府定价。省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污水处理设施投资运营成本、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以及社会承受能力制定本省行政区域内城镇污水处理费的收费标准。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负责制定本行政区域内污水处理费的具体标准。

　　第七条 价格、财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成本的监审和城镇污水处理收费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管，为城镇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的调整提供依据。

　　第八条 城镇污水处理费按照用水量按月计收。

　　使用自来水的单位和个人，其用水量按照水表显示的量值计算。

　　使用自备水源的单位，已安装水表的，其用水量按照水表显示的量值计算；未安装水表的，其用水量按照取水设施铭牌流量满负荷连续运行的取水能力计算。

　　第九条 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凭《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减征或者免征的城镇污水处理费，具体办法由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条 用水单位排入城镇排水设施的污水，达到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规定的一、二级标准的，按照收费标准的50%计收城镇污水处理费；达不到一、二级标准的全额征收。

　　第十一条 使用城镇公共供水的单位和个人，其城镇污水处理费由市、县、自治县水务主管部门委托供水企业征收。

　　使用自备水源的单位和个人，其城镇污水处理费由市、县、自治县水务主管部门征收。

　　委托代征城镇污水处理费的，其代征手续费不超过2%。

　　第十二条 未按照规定缴纳城镇污水处理费的，由代征单位催缴；逾期仍不缴纳的，由市、县、自治县水务主管部门处以应缴城镇污水处理费3倍的罚款，但对单位的罚款额最高不超过3万元、对个人的罚款额最高不超过1000元。

　　第十三条 依照本办法征收的城镇污水处理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全额缴入同级财政，纳入部门预算，由财政主管部门会同水务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核拨。

　　第十四条 城镇污水处理费应当专项用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挪用。

　　第十五条 水务、财政等主管部门和代征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截留、挤占、挪用城镇污水处理费的；

　　（二）不按规定用途使用城镇污水处理费的；

　　（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行为。

　　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擅自扩大城镇污水处理费征收范围和提高收费标准的，由价格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依法处理。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省价格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　

中小企业板不妨“一股独大”　

　　李华振　张昕

　　　

　　中小企业板开张之后，经常可以在媒体上看到业界对中小板仍然没解决“一股独大问题”的质疑。然而，当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时，却发现：中小板完全有必要保持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这一点，是它与主板的明显不同之处。也就是说，一股独大在主板上是一个应当克服的沉年积弊，但在中小板市场上却是一个应当保持的优良结构！　

　　我得出这个“反常的论断”，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充足的论据支持——　

　　德日公司治理模式的精髓就是一股独大　

　　中国当前的经济国情与当年的德国、日本很相似，因此，德日的公司治理模式对中国更有实际的借鉴意义。当年，与英美等“先发国家”相比，德日都是“后发国家”，两国的政府都认识到：要用更少的时间就走完英美用两三百年才走完的路程，必须充分借助银行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推进器”的作用，以国家力量为后盾、以银行体系为核心，大力培育中长期的战略投资者，才能减少股市的大震荡，从而避免国民经济整体出现大起大落的危机。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让每个企业都有至少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股东”，也就是一股独大。　

　　为什么只有一股独大，方能保证股市的持续繁荣和公司的长期发展？我国著名学者型企业家、原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孟奇指出，如果股权过于分散，每个股东都是小股东，就会出现这样的恶果：每位股东都在法律上无法取得企业的控股权，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就会落到经理层手中，而经理层本身并不是公司的股东，他们就会在“打工心态”的支配下，产生道德风险，通过损害公司的组织利益来实现自己的私人利益最大化，从而产生“企业经理与政府官僚相勾结的职务腐败资本主义”。　

　　退一步看，即使公司控制权落到以较小的股比就得到控股权的股东手里，其结果也与落到经理层手中差不多，这种股东也会通过损害公司的利益而获取私利最大化。因为，虽然他们作为股东之一，公司利益受损也使他们的利益受损，但是，他们从操纵公司中得到的收益要远远大于他们作为公司股东而受到的损失。违法收益远高于违法成本，他们当然会铤而走险。　

　　据有关资料显示，德日最大的200家上市公司中，80％的公司拥有一个股份超过25%的大股东。　

　　没赶上工业大革命的德国，又经历了一战、二战的摧毁，为什么能迅速发展成欧洲大陆上经济最强的大国？　

　　人口众多、资源贫乏的日本，为什么能在二战的废墟上迅速成长为世界的经济强国？　

　　——可以说，正是由于德日的公司治理模式以一股独大为精髓，才实现了其后发优势，才为两国的经济提供了长期发展的驱动力。　

　　美国公司治理模式改革的导向也是一股独大　

　　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改革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并且一直是由“股权过度分散”向“股权相对集中”（也就是一股或少数几股独大）靠拢。　

　　当时，由于日本经济的崛起及日本公司在全球的领先地位，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曾经受到广泛的批评。批评者认为，美国模式的股权高度分散，每位股东所占的股份比例都偏少，导致了实际上没有哪一个股东有能力、有精力、有动力去真正关心企业的长期发展，股东们主要关心的是从股票的交易中赚钱，而对相互之间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则漠不关心。　

　　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就出现了“股东弱、经理层强”、“所有者被经营者架空”、“内部人控制”、“经营者道德风险”等等弊端。　

　　美国的公司治理积极向一股独大靠拢的显著表现之一，就是它推行的“经理层股票期权机制”，这实际上也就是向“经理层一股独大”的导向发展。通过这一途径，使经理层与股东利益尽量保持一致，为经理层致力于创造“长期股东价值”提供了一些动力。　

　　但是，在公司庞大的股本中，仅仅通过让经理层占有“相对数量”很少的股票期权，是无法真正达到德日模式中的那种一股独大之效果的。所以，2000年以来，美国公司不断爆出治理方面的严重问题，安然、安达信、施乐、世通、默克等等丑闻不断。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刘大洪指出，其背后的深层，就是美国从80年代开始的公司治理模式改革还没有“改到位”。　

　　在布什政府施行的“公司治理改革”的诸多措施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发展机构投资者，使分散的股权通过机构投资者得以相对集中。实质上也就是在原来老布什和克林顿推行的经理层期权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向一股独大靠拢，以便降低“委托—代理链”的成本和经理层道德风险。　

　　罪不在一股独大，而在于“和?之祸”　

　　由上述德日模式的精髓之处和美国模式的改革导向，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导致今天中国股市“大地震”的罪因，并不在于饱受误责的一股独大，而在于“和?之祸”。　

　　进入21世纪以来的4年里，中国股市频频发生“地震”，中小股东的血汗钱顷刻间变成了一堆废纸，深度套牢，脱身无望。经济学家无法解释这些股票的大起大落，无法用正常的经济理论去分析它们，因为这些股票本来就不是由正常的游戏法则支配的，而是由“幕后之手”在恣意操纵。这就是“和?之祸”——有的上市公司名义上打着“国有股”之旗号，实际上是一些腐败官员的“内部人控股”。那些被揭露出来的灾情严重的上市公司里，大部分都是这种类型。对此，最形容的比喻是“和?之祸”——它打着“国有”之旗号，就象和?那样口口声声喊着“为国效劳”，但实际上却是一些官员的权力腐败之产物。　

　　这种由“和?”操纵的一股独大，与德日模式中的一股独大有着本质区别：德日模式中的一股独大是以“自然人控制”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即使名义上的大股东是机构持股者，最终也能归结到具体的、清晰的自然人身上。而中国的“和?”们操纵的一股独大，却是以“抽象人控制”为基础的，抽象人无法归结到具体的、清晰的自然人身上，这就为“和?”们滋生道德风险提供了温床。　

　　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科斯定理表明，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经济人”，人们在进行某一项行为之前，会计算自己的效益，计算自己的投入产出。达到某一目标的方法有多个，人们会从中选择对“自己”（而不是对自己所在的组织）最有利的方法。在由“和?”们操纵的一股独大的上市国企里，个人利益常常与组织（即国企）的利益不一致、相背离，国企的利益对于“和?”们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而他们自己的利益则是一种“内部化”因素。科斯定理深刻地揭示出：理性经济人只会积极关心内部化因素，而不会积极关心外部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