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不能越位

杨涛


由于兴城红崖子粮库职工在个人经营中负债，兴城市人民法院判决粮库负连带责任。于是，法院委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将100吨玉米和近5000平方米的土地、房屋低价评估抵债。面对即将流失的国有资产，辽宁省兴城市人大成立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事件重新调查核实，监督法院执法行为，避免了价值近40万元的国有资产的流失，此举是继安徽省合肥市人大首次行使特定调查监督后，全国第二个人大行使特定问题调查监督权的案例，在辽宁地区尚属首例。(《沈阳今报》2004年04月26日)
无疑，辽宁省兴城市人大对法院的监督，是出于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动机是良好的，监督也是有成效的。成立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对法院的裁定进行调查，也是有法可依的。面对着当前频频出现的违法评估和法院违法裁判的现象，人大利用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这形式加强监督，是顺应民意的举措。
但是，兴城市人大常委会根据调查结果，作出“责成兴城市人民法院撤销将玉米和房屋、土地执行给申请人的裁定，对案件按照法律程序重新办理”的决定 ，却是值得商榷的
在我们国家，尽管不实行的三权分立制度，但是毫无疑问，依据宪法的规定，人民法院是唯一行使审判权的国家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产生法院的有关组成人员，并监督法院的工作。但是，人大及其常委会不能行使审判权。宪法第104条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但是，宪法并没有规定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撤销人民法院的裁判。
宪法之所以不规定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撤销人民法院的裁判，是蕴涵着深刻的法理依据的。审判是一种专门的法律工作，需要专职的法官运用法律与法理知识进行；同时，审判需要讲究程序正义，需要中立的裁判者在特定的场所听取双方的意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形成内心确信；审判也需要权威和终极，审判权只能由特定机关行使。法院是唯一没有上级的国家机关，上级法院只是监督下级法院的工作，非经法定程序，上级法院也不能变更或撤销下级法院的裁判。
因此，其他在制度设计上并没有严格司法程序的国家机关更无权变更或撤销法院的裁判。
当然，兴城市人大常委会并未直接作出撤销法院裁定的决定，但是该决定中责成兴城市人民法院撤销裁定，明显是一种行政化的决定，是下级必须遵循的上级决定，是不容法院有所违背的决定。这和人大常委会直接行使审判权并无实质的区别。试问，没有经过诉讼的法律程序的这种决定能保证百分之百正确吗？没有经过诉讼的法律程序的决定，又怎能让对方当事人信服呢？
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法院工作的本意，是要让审判工作合法的进行，而不是越疱代俎行使审判权。兴城市人大常委会本来可以根据调查结果要求兴城市人民法院重新审理裁定，做到既行使监督权又不越位。但一纸责成撤销裁定决定，却让有效的监督蒙上了一层“越位”的阴影。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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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某等诉扬州星宇木业有限公司技术服务合同、侵犯商业秘密纠纷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扬民初字第11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苏民三终字第068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合同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是通过当事人之间订立合同的方式约定与商业秘密有关的内容来实现的。当事人可在合同中约定保密的要求、范围等内容，并约定相关的违约责任承担。如果当事人违反了合同的规定，泄露或不正当使用他人的商业秘密，则该违约方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三、基本案情
原告星宇公司是专门从事木材制板的企业。2002年4月初，星宇公司聘请被告傅某为其人造皮（木材）染色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并为其建立了实验室。4月底，技改项目初步完成，并投入试生产。同年5月18日，星宇公司与傅某签订《聘用技术人员合同书》，对服务项目、保密义务、薪酬等做了约定，同时，还约定聘用期为三年，第一年在签订合同后，星宇公司付给傅某定金9万元，傅某按合同要求履行后，抵算薪资等。
此后，星宇公司就公司已实施的科技木新产品技术开发采取了保密措施。5月底，傅某将为星宇公司提供服务的技术提供给被告中兴公司，并从中兴公司获取首期费用15万元人民币。星宇公司得知此事后，与傅某交涉未果。6月初，星宇公司已投入生产的科技木新产品停产，傅某交出实验室钥匙。6月13日，当地有关部门召集星宇公司和傅某进行协调，也未达成一致意见。次日，江都市公安局高徐镇派出所接傅某报警（称被星宇公司软禁）后，对傅某进行了询问，傅某承认其又与中兴公司签订一份技术服务合同，中兴公司首次支付其工资15万元。

四、法院审理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星宇公司与傅某签订的《聘用技术人员合同书》符合技术服务合同的要求，是双方真实意愿的表示，依法受保护。傅某为星宇公司进行设备改造和产品开发，星宇公司亦按合同提供了设备和经费，科技木新产品亦已试生产并获取利润。其后，傅某以同样的技术为中兴公司提供服务，违背了合同当事人对合同应有的忠实义务，损害了星宇公司的利益。且傅某在双方发生纠纷后，未能继续按合同要求履行义务，致星宇公司科技木产品因无技术支持而停产，对此，傅某应承担违约责任。但因星宇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说明损失数额，最后由法院酌情予以确定。中兴公司明知傅某为星宇公司提供技术服务，仍聘用傅某为自己提供相同的技术服务，违背了经营者应遵守的商业道德，应对傅某的违约行为应承担连带责任。故最终法院判决傅某返还星宇公司合同定金18万元，并赔偿其损失12万元，中兴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傅某、中兴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共同向江苏省高院提起上诉。傅某认为，人造染色技术是其掌握的技术，星宇公司无权限定其对自己的技术保密，且在合同没有禁止的情况下，其有权利用自己的技术为他人提供服务；法院判决其赔偿数额没有法律依据等。中兴公司则上诉称其不知傅某为星宇公司提供技术服务，也没有使用与星宇公司相同的技术；同时，其既不是合同之债的保证人，也不是共同侵权人，因而没有与傅某承担连带责任的义务。
针对当事人争议焦点，江苏省高院认为：
一、傅某离开星宇公司，擅自解除合同构成违约。
星宇公司与傅某签订的《聘用技术人员合同书》合法有效，双方应按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按照合同约定，傅某应当在星宇公司服务三年，并确保每年负责研制开发一个以上市场适销对路的系列新产品。但傅某仅服务两个多月就擅自离开，并单方提出解除合同，故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根据傅某已完成的工作量和服务时间，一审判决其全额双倍返还星宇公司定金18万元有所不当，应予纠正，故调整为傅某应返还星宇公司定金15万元。
二、星宇公司主张傅某和中兴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依据不足。
星宇公司认为，傅某在服务期间知晓了其许多商业机密，中兴公司与傅某恶意串通获取并使用星宇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共同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但根据目前证据仅能证明傅某为中兴公司提供染色技术服务，星宇公司未能举证说明其所谓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也未能提供傅某向中兴公司披露及傅某、中兴公司使用其所谓商业秘密的证据。因此星宇公司认为傅某和中兴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的主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三、中兴公司不承担连带责任。
违约责任的承担以当事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为前提，中兴公司与星宇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合同关系，故一审判决中兴公司对傅某的违约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无据，应予纠正。同时，由于中兴公司与傅某侵害星宇公司商业秘密的行为不能认定，故星宇公司以其商业秘密受侵害为由要求中兴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也不能成立。故中兴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二审法院最后判决撤销由扬州市中院所作出的一审判决，改判傅某返还星宇公司定金15万元，并驳回星宇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法院认为星宇公司与傅某签订的《聘用技术人员合同书》合法有效，按照合同约定，傅某应当在星宇公司服务三年，并确保每年负责研制开发一个市场适销对路的系列新产品。但傅某仅服务两个多月就擅自离开，并单方提出解除合同，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法院最后判决其应返还星宇公司定金15万元。那么，《合同法》对商业秘密保护作出了哪些规定，当事人又该如何利用合同法律制度的有关内容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权呢？
《合同法》第四十三条：“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三百二十四条：“技术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四）技术情报和资料的保密；……。”
第三百四十七条：“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的让与人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技术资料，进行技术指导，保证技术的实用性、可靠性，承担保密义务。”
第三百四十八条：“技术秘密转让合同的受让人应当按照约定使用技术，支付使用费，承担保密义务。”
第三百五十条:“技术转让合同的受让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范围和期限，对让与人提供的技术中尚未公开的秘密部分，承担保密义务。”
第三百五十一条：“让与人未按照约定转让技术的，应当返还部分或者全部使用费，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超越约定的范围的，违反约定擅自许可第三人实施该项专利或者使用该项技术秘密的，应当停止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违反约定的保密义务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百五十二条：“受让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使用费的，应当补交使用费并按照约定支付违约金；不补交使用费或者支付违约金的，应当停止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交还技术资料，承担违约责任；实施专利或者使用技术秘密超越约定的范围的，未经让与人同意擅自许可第三人实施该专利或者使用该技术秘密的，应当停止违约行为，承担违约责任；违反约定的保密义务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第三百五十三条：“受让人按照约定实施专利、使用技术秘密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由让与人承担责任，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三百五十四条：“当事人可以按照互利的原则，在技术转让合同中约定实施专利、使用技术秘密后续改进的技术成果的分享办法。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一方后续改进的技术成果，其他各方无权分享。”
由上述条款可知，《合同法》对商业秘密的保护是通过规定当事人相互协商，约定对商业秘密的保密、竞业禁止等实现的。通过订立合同的方式来保护商业秘密是实践中当事人较多采用的一种方法。当事人可将商业秘密的有关内容写进合同，如保密的要求、范围等，并约定相关的违约责任承担。如果当事人违反了该约定，泄露或不正当使用他人的商业秘密，则该违约方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由于合同效力通常不及于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因而《合同法》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是有限的。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